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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琉璃香管	世纪骗局中共夺权趁国民党忙北伐统一中共忙渗透夺权以及国共内战厌倦对中共战斗先是国民党忙北伐统一中共忙渗透夺权国共分裂相关：按照中共党史的记载：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随后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7年，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背叛了“国共合作政策”。1928年，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1929年、1930年，中共组织了若干次武装起义，建立了若干个“根据地”，建立了若干个“苏维埃政权”。在这五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儿，被中共称为“民贼独夫”的蒋介石先生“粉墨”登场。然而和中共党史中那大义凛然（卑鄙无耻）、义正言辞（臭不要脸）的记载完全不同的真实历史又是如何呢？上篇曾经简述过，1923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汪精卫成为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主席。（背景介绍：孙去世后政治重任便落在了汪精卫与胡汉民身上，而两人分别为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领导人。当时的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掌握着军权。孙的亲信廖仲恺为党代表，一切军事命令与规章都要经过党代表的连署才可以生效。）同年8月廖仲恺遇刺，大约15名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右翼成员在北京城外西山于11月23日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号召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而广州的国民党左派以不足法定人数为由，召开了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而此时的共产党已逐步完成了国民党内部权力的渗透，共产党员不但在检查委员会中赢得了新的席位，在执行委员会的九人常务委员中，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国民党中央党部九个部中有六个部受共产党控制：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海外部和青年部。（各位读者在此有没有“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的感觉？）随即，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党部，标志着与被中共渗透的广州党部分裂。 1926年，被中共宣传的由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与国民党内的这些“共产主义者们”分裂的转折点。几十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始终各执一词。中共坚称此事件为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而国民党记录此事件为中共的“阴谋叛乱”，称之为“蒋中正救党”。本文不对“中山舰事件”做过多评述，只提供两点供读者参考：1）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为共产党党员；2）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当时的中共党魁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一再道歉赔礼。 “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员的限制性措施。而那时寄生在国民党内部的这些共产党员们，一切的行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蒋忙于“北伐”的同时，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员要在国民党内部强化政治工作，改善军事知识，以待军中要职。（在政治权力渗透的同时，共产党已然盯住了国民党的军事权力。）这时的武汉政府（1927年1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已在国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国民党左翼领导人汪精卫统治之下。在“北伐”取得不断胜利时，蒋似乎看破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不断渗透夺权的狼子野心。1927年4月开始了“清党”运动，与此同时他公开了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显示其只是局限于清除本土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党完全渗透的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7日解除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随即蒋在胡汉民的帮助下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从此，武汉的共产主义政权和南京的国民政府两个权力中心的裂痕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1927年6月，斯大林的一封电报，要求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组建武装力量，重组武汉政府。这一消息被汪精卫得知后，汪终于意识到共产国际的真实意图是要摧毁国民政府，把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傀儡。之后汪便在党内和政府各职位内驱逐共产党员。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员假借国民党左派名义，在南昌发动起义。（ “八一建军节”无耻的由来。）汪精卫最终决定全面清洗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渗透夺权阴谋被识破后，武汉与南京之间的所有分歧都解决了，蒋被重新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也制定了出国计划。1928年武汉政府解散。1929年，蒋介石结束了十三年的内乱，统一了中国。这五年中，中共寄生在国民党之中，费尽心机渗透夺权，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分化、瓦解。在狼子野心败露之后，还发动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这便是你在国内学不到看不到的“五年”历史，这便是中共百余年来不断粉饰，不愿告知国人的真实历史。抗日中的中共对内发展壮大占地盘对外勾结欺骗演大戏 1937年-1945年这“八年抗日战争”中，1937年的“平型关大捷”，1940年的“百团大战”是中共史料中用来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经典战斗，而1940年发生的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反共阴谋。在这八年中，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很多“抗日救国宣言”，发出了很多“抗日工作指示”，召开了很多会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国人以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用血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无论何时，抗日战争永远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光荣的一页。然而，在这对于中华民族最为关键的八年中，中共都做了些什么呢？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呢？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信守了承诺，停止了对中共的围剿，使命悬一线的中共获得了生机。于是中共集团立即制定周密的策略，开始了扩张势力并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站在台前的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讨论收编中共军队的各项事宜，只拥有三万人军队的中共开始了与蒋在军饷、军队人数及地盘等各方面的讨价还价。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没有意识到这是养虎为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中共在陕北洛川举行了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共的抗日的路线。单从其公开发表的文件看来，“洛川会议”的精神是抗日的，而这种“公开”只是做给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看的。从中共在“洛川会议”之后的所作所为及各种建国后“老将们”的回忆录中，就会看到“洛川会议”真实的一面，就能看到一个两面三刀的中国共产党。表面上中共是极为爱国的，因日本侵略而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立即开赴前线，全心全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只顾及一党私利，在民族危亡之际出卖国民政府、出卖民族以壮大自己的组织。对内发展壮大、占地盘：在“洛川会议”前后，毛在党内不只一次的告诫所有的党内干部：“我们确定的政策应该是百分之七十做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这段话经常被历史学者在各种著作中引用。）而在八年抗战史中，被中共一再用来宣传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只有“平型关大捷”与“百团大战”，而这两次战斗的真实的情况却与中共的宣传相差甚远。 “平型关大捷”发生在1937年9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所谓的“大捷”只是林彪带领八路军115师偷袭了日军的一支280人左右的缁重与汽车大队，共消灭日军200多人。“平型关大捷”充分体现了毛提出的“小打仗，大宣传”的特点。而1940年8月发生的“百团大战”确实是由中共八路军自己指挥的一场对日战斗。但是这场战斗主要是为了破坏日军正太线铁路的若干要隘，来阻断日军补给交通线。这场战争后，毛以“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为由痛批彭德怀，而发动“百团大战”也成了在文革时期清算彭德怀，称其与蒋介石勾结的罪状之一。除了这两次战斗，中共还做了些什么呢？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接受毛指令、只谋求自我扩张和发展的新四军（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1937年10月改编，项英领导）在黄桥歼灭正在抗日的国军一万多人（为了占地盘扩张势力），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觉。蒋随即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共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在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阵亡。在全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环境下，为了扩展地盘、发展力量，不断的挑起冲突引起内战。最后被国民政府军“歼灭”，这便是被中共称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真相。被中共扭曲了历史真相的“皖南事变”只是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对立的一个引子，早在“皖南事变”之前，中共便开始了对外的发展和扩张。中共在全国创立根据地进行扩张的方式基本有两种：1、以共同抗日的名义与国民政府的地方当局合作，通过渗透、利诱，不做声响的建立起以中共为领导的地方政权，等国民政府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如山西的根据地的建立；2、在国民政府的地方当局不予合作、无法渗透之时，中共便直接使用武装暴力手段从地方政府手中取得政权，如河北、山东两省所谓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蒋介石在其后期所写的《剿匪战史》中曾有记录：“山西省凡其军队所经之地，金银粮食均为匪（共匪）搜刮一空。总计各地有数目可考者，约有黄金五十余万两，银元两千余万元，总值在银元一亿以上。”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切断了对中共的援助，并对其所谓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封锁，一直依靠“外援”的中共便在延安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而披在中共“延安大生产运动”外衣下的，实际上是种植和贩卖鸦片（被中共宣传为英雄人物的张思德，便是在烧制鸦片过程中身亡的）。根据现有的综合史料可以判断，陕甘宁边区从1942年至1944年一直在种植贩卖鸦片，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的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中共的“鸦片”经济让中共彻底“富”了起来。那一时期的中共实际上就是一支拥有武装的“大毒贩”。抗战中的蒋介石及他的国民政府，不但要在弱国对强国的形势下抗击日本的侵略，还要调动兵力封锁企图篡权夺位的中共。而反观中共，他们充分的利用了抗日战争，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摩擦，或渗透或武装暴力，在蒋的“大后方”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根据地，一旦国民政府对中共的作为做出反应，中共便利用媒体和宣传，进行铺天盖地的舆论进攻，把国民政府的行为说成是“亡国运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了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而中共在国内四处挑起内战，极大的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他们利用抗日战争实现了发展壮大了自己的目的。直至抗战结束，中共在国内共建立起18块所谓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招募“百万战士，百万党员”的目标。对外勾结欺骗、演大戏：抗日战争时期给毛和中共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毛在这段时间内，也完成了许多理论化的创作。在发展边区生产的同时，毛还提出并大力宣传了“三三制”，给中共当时的集权统治披上了一层具有民主色彩的外衣。随着战争的爆发，大批的外国记者也涌入中国。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共区，共产党热情的接待了他，毛与斯诺彻夜长谈。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对美国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外国记者的不断来访，中共在边区表现出一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希望、十分关心百姓大众的表相。在这些记者面前，毛对他们大谈特谈“三三制”、选举的程式及民众如何参与政治的进程等设想。这些现象博得了大多数记者的同情，以至于他们认定红色中国称得上是一种“民主制度”。这些新闻记者们并不像训练有素的政治家们能够准确的把握中共的理论本质和最终目标，他们并没有能力在中共的虚假民主宣传与实际目的之间做出区分。他们写下的新闻报导，在那一时期为中共赢得了国外大众的普遍同情。抗战的八年中，如果说中共对外记者的虚假宣传只是一种欺骗的手段，那么最令人不齿、令人深恶痛绝的便是中共与日本的勾结！这段历史在墙内鲜为人知，中共对这段历史也是闭口不提的。然而，在日本、台湾（民国）的史料档案、中共的档案记录及部分中共元老的回忆录中，完全证实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勾结日本及汪伪政权，出卖国家、出卖民族，而去换取自身利益。 1939年，日本在上海虹口地区建立了在华特务机关“梅花堂”，由影佐禛昭中将领导（军方）；日本在上海的领事馆内也有一个专门的情报机关“岩井公馆”，由岩井英一领导（政府方）。同年，汪伪政权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史称“76号”），由李士群领导。潘汉年，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开始染指间谍业务。在中共特务袁殊的介绍下，潘汉年与岩井英一取得了联系，并频繁来往。而最让潘挂念的是岩井英一牵着的那条暗线——汪伪国民政府。根据岩井英一后期所写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的记载，在潘提供了若干份情报后提出：希望岩井能够帮忙同日本军方联络，以促成共产党军和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停战。 1939年秋，潘汉年收到叶剑英密电，要求其通过岩井英一把一名叫做关露的女作家送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76号”李士群手下，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后来成为李士群秘书。1943年春，潘汉年通过李士群会见了日本陆军都甲大佐，并与之完成了共军和日军之间互不侵犯的谈判。潘汉年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毛希望日本不要攻打中共军队，向日本提出“共产党军和日军之间秘密缔结停战协议”，作为合约报酬，潘把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卖给日军。从那一时期的档案资料及许多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勾勒出中共间谍与日军及汪伪政府勾结的脉络图，如下： https://g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Picture1-3.png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在后期的党内斗争挫败后移居苏联，他在留苏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秘密地、不经党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饶）派人代表他（毛）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动。但是无论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那时都不敢相信毛泽东是『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是共产党耍的什么阴谋，想骗他们上当。所以谈判始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结果……” 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是毛最顾忌的，中共竭尽所能的隐瞒或销毁罪证，包括潘在内的所有当时参与日本秘密勾结的主持者或执行者，在中共建国后的各种斗争和运动中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和杀害。这便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的所作所为。这便是真实的历史。笔者观点：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在日本的侵略下陷入危机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团结各派各方，以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抵抗了外来者的侵略。而中共却以宣传为武器，用动人的词语诓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让国人相信了中共会带给他们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在这八年中，中共为了发展和扩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或利诱或武力，甚至不惜与日军及汪伪政权勾结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最终削弱国民党并在抗战后发动内战夺取了政权。中共才是中国历史中最阴险、最无耻的窃国之贼。随后是国共内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没有力气消灭CCP 按照中共党史的记载：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6年8月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辽沈战役开始、平津战役开始；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得到完满实现；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六百六十二名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共取得了中国的政权。在中共的党史大事记中，这几年写满了各种“指示”、各种“方针”，也记载了很多“值得炫耀”的辉煌战役。“敌人”也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然而抛开中共党史中那些大义凛然（卑鄙无耻）、义正词严（臭不要脸）的记载不谈，这几年的真实历史又是如何呢？日本遭到两枚原子弹打击后的崩溃要比预期快的多。随着日本的投降，国民政府军与中共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双方都力争率先到达敌占区接受日本的投降，以获得更多的武器与军事装备。然而，中共在这方面占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就在蒋拼尽全力抗击日本侵略的这几年中，中共在华北、华南、华中建立了十八个“根据地”（解放区），控制了一亿左右的人口，并拥有了一百万人正规军和二百万民兵。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毛“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下，成了农村海洋中的孤岛。1945年8月9日，在日本崩溃在即之时，毛马上向中共军队发布“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的命令，林彪随即率领大军突入东北。蒋介石当然不想让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被中共窃走，他立即要求中共军队不得擅自行动。朱德随即便谴责蒋为“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并命令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向中共军队投降。（无耻至极！！！）由于中共军队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不得已蒋请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的调停下，台湾及北纬十六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接受了只向国民政府军队投降的命令（东北除外）。而那时的东北已经由苏联派兵突入，一直深入到热河及察哈尔腹地，并将相当数量的日军武器交给了中共。 1945年8月28日，在美国的调停下（及俄爹的命令下），毛泽东极不情愿的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重庆谈判”，而这次谈判就像是国共双方给国际和国内人演的一场大秀。威信正处于顶点的蒋，刚刚赢得了一场近乎于难以取胜的战争。他除了拥有比中共更加强大的军事优势外，还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同期还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蒋忍受了八年的抗战，加之对以往的中共的阴险及野心有深刻的认识，他是绝对不想和中共分享他胜利的果实的。而毛的野心及其对于中共的军队及“解放区”（根据地）的控制权，在谈判中也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最终，两人在10月10日发表了一份最后协定（史称“双十协定”），这次谈判未能产生任何的具体结果。然而这次谈判却给毛一次站在台前展示自己的机会。在重庆期间，毛会见了国内各方的民主派人士，大谈特谈新联合政府的民主与政治协商（回看历史，事实证明了毛这一切就是在欺骗和演戏）。“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双方便开始了全面内战的备战。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胜国各方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在国共内战中我们不得不谈到美国与苏联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援助最多的是苏联。因为前文已经有所叙述，中国的抗战能够大大缓解日本在亚洲扩张后对苏联形成的压力。而1939年7月之前，美国一直是日本石油、废铁及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及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极大的改变了国际对华援助的结构。战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善的，随着美国被卷入二战，他不但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了许多援助，废除了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说服了斯大林和丘吉尔，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以丘吉尔为首相的英国对国民政府并不友善）。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基本上延续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是在与国民政府的接触中也产生了一些摩擦。面对一触即发的国共内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和苏联都不想卷入其中。1945年底，驻华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1946年1月，国共两党停火，并组织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马歇尔面前，国共两党装模做样的完成了会议并形成了决议（因为两党都不想得罪美国）。就在马歇尔于3月返回美国之后，国共两党便撕破了脸皮，偶尔的地方性的“擦枪走火”很快变成了大规模的战斗，而这一次会议的决议也成了一纸空文。蒋对美国大选的误判，使国民党走向崩溃。罗斯福去世后，国民政府对美国杜鲁门（民主党）政府感到失望。蒋预测1948年的美国大选，政府会进行更替，于是便竭力结交共和党人，并在舆论与资金上全力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杜威也承诺在其当选后会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财政及军事援助。而然杜鲁门却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令蒋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便是是美国两度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援助请求。关键的东北：苏军进入东北后，并没有遵守《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条约》中三个月内完全撤军的承诺。苏军在东北奸淫掳掠，洗劫了东北全境的工业厂矿，并把日本人建设东北（伪满洲国时）的全部设备运回苏联。而蒋没有听从美军事专家的意见，执意要收复东北，把国民党最精锐的五十万部队投入到东北的大城市中。同一时期，中共的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些大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蒋的这一决定，为日后内战的全面溃败埋下了祸根。 1946年中期以后，蒋介石决定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中共的问题。他并没有相信美国不会对其内战进行援助的警告，他坚信这一次可以轻而易举的消灭中共。直至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收复了大片被中共占领的“解放区”（191,000平方公里面积），并把毛和他的中共中央机关赶离了延安。然而这时的中共已经今非昔比，就在蒋拼尽全力去抗日的那几年中，中共在全国各地共建立起18个“根据地”政权。而1946年7月，中共军队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95万人。虽然国民政府军那时的规模有373万人，但是越来越多的部队担任起守戍的任务，而作战部队也相应的减少了。加上多年的抗战让国民政府的军人们产生了对战争的极度厌倦感，想要彻底消灭中共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 1947年下半年，中共对国民党发起了全面进攻，而对国民政府军最严重的打击便发生在东北。利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1948年中林彪带领大军把东北的几座大城市围得密不透风。最终在1948年底中共占领东北，东北战役让蒋损失了四十七万最精锐的部队。（在东北战役中，鲜为人知的是 “长春围困战”。在久攻长春不下的情况下，毛批准了林彪“围城断粮”的办法，切断一切运输线路，对长春进行了150多天的封锁，饿死无辜百姓几十万人。）在东北的失败，揭开了国民政府全面崩溃的开端。随着淮海、平津战役的打响，中共多年来的宣传、渗透与策反工作发挥了作用，国民政府军整师编制的部队开始叛变。守卫京津的傅作义将军的城防计划也被中共间谍在司令部内偷走，使之所有抵抗的希望全泡汤了，随后傅作义带领二十万国民政府军“投诚”。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损失掉150万人。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 1949年4月，中共的军队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政府逃亡广州（这时的蒋已经下野，代总统为李宗仁）。10月毛在北京宣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3日国民政府从广州逃亡重庆，12月8日逃亡台湾。至此中共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经过了二十八年的奋斗，毛“窃”得了大陆，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另，这里不得不提一下：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刘把毛捧上了神坛，毛彻底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权力。刘少奇的这次“为恶魔捧臭脚”，也为其日后的惨死埋下了祸根。）笔者观点：蒋最终没有战胜毛，逃到了台湾。从小受墙内教育的我，一段时间中一直认为国民党是“反动派”，蒋介石是“独夫、民贼”。随着年龄的增长，读史的增多，对蒋中正先生的了解越来越多，对蒋先生其人也有了重新的认识。曾看到有人评价蒋先生是“一代枭雄”。虽说蒋先生有其性格的弱点，还曾经在台湾有过“白色恐怖”的独裁统治，但是蒋先生百折不挠的率领全民抵御外敌而生死无悔，最终将外敌驱除，重复国土，中华史上无有二人，单凭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他可以称得上是我中华的民族英雄。反观毛，相比于蒋，他更加了解那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加善于利用宣传和舆论，懂得如何“攻心”，能屈能伸能骗。熟读史书的他，懂得如何利用一切的有利条件去“斗争”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毛的弄权欺世使其最终夺得了“天下”。文章至此，是记录中共发展历史的一个“节点”。从中共的建党到国共内战的胜利，毛带领着中共“窃”得了中华大陆。读过前面文章的读者一定能了解，从刚刚诞生的中共“寄生”在国民党内以求生存，到夺命狂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再到命悬一线之际阴谋制造了“西安事变”求得生机，又到抗日时期的出卖和背叛使其发展壮大，最终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一路阴险狡诈，出卖民族、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的夺取了政权。想要充分理解这段历史，读者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经历了千年封建社会，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以来始终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而中共对于这个合法的政府来说就像是一个“恐怖组织”。而这个组织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宣传洗脑和欺骗，他们利用信仰给人们勾画出了一副美丽的“民主”的愿景。事到如今，他们从未实现那时曾经宣传过的任何事情。而“中华人民共和共国”的建立，更使中国亿万万苍生进入到了一个更加苦难的时代。毛最终把中国带入了一个“人相食、人相卖、人相斗”的中国历史中最悲惨、最黑暗的时代。有的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历史的真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